10. 克利夫兰

在探寻所谓的真相之前，我想我还是先讲述一下发生在克利夫兰的事情吧。那件事实在令人沮丧，但不讲不行。

唉，正如我之前所说的那样，我们从墨西哥转道，横跨美洲，继而北上，走水路前往美国东部。想方设法进入美国边境的时候的确遇到一些麻烦，但我们到底还是成功了。接下来，不用巴基指示，我们老老实实避开纽约州，从新泽西启程，然后向西前往俄亥俄州。

当然，这一路没什么可讲的。也许以后有机会，我会说一说搭便车的时候遇到的几件有趣的事。我们为此特意编了好多套故事，以应付可能会遇到的问题——那些肯让陌生人搭便车的家伙通常也爱聊天。要是他们问出诸如两个大男人何以会在路边竖起大拇指这类问题（当然，问出口的话总会更含蓄一些，不过都是一个意思），我们也不希望只能沉默以对。那样很可能惹来不必要的麻烦，比如说有人多管闲事把这事报告了警察之类的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吧？

我们最常用的故事版本是表兄弟结伴返乡。对话常常包括下面这几句：

“没错，我们之前在纽约做点小生意。”

、“买卖还算说得过去。但我表哥的医生认为，要是还想在六十岁的时候继续打高尔夫球，他就最好先在乡下修养个一两年。”

、“不是血管的问题，谢天谢地，只是偏头痛而已。据说新鲜空气有助于健康。你知道，纽约的环境实在太糟糕了。”

以及“是的，坐飞机的确是要快得多，也方便得多，上帝保佑航空公司。但我们可不愿意坐飞机。天上又没有紧急停车道，万一飞机出了故障可怎么办。”

还有几次，我们用的是画家和助手的故事。不过我们后来就不再尝试了。这倒不是我的问题（我偶尔还会在恰当时机展示一下我的素描本。那是从某个小商店买来的，和铅笔加起来一共两块五。我没事的时候会在上面画些花花草草、人物风景之类的）。事实上，我觉得我的表演相当出色。然而巴基总是不想好好配合我。显而易见，他认为给我当助手太掉价了。

“胡扯。”

有天晚上他听我抱怨了几句之后说，“现在肯搞艺术的都是有钱人。你以为你是谁？斯特里克兰吗？要我说，你这套瞎话从根本上就站不住脚。别不承认。那个卡车司机看你的眼神都不对了。比起画家和助手，我猜他更愿意相信咱俩是浪漫私奔的同性恋。只不过这里是北方，同性恋这个词容易烫到他们娇贵的舌头。你更可能听到的是死基佬或者娘娘腔之类的贬义词。”

“好吧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，老大。嘿，其实我们还可以扮成落拓的吉他手。我可能不像，但你头发胡子一大把，再加上熬出来的黑眼圈，没准真有点颓废歌手的味道。”

“歌手的味道有没有我不知道，没洗澡的酸臭味倒是真不少。”

巴基说着哼了一声，飞快地伸手抢过我正拿着的素描本，低头哗啦啦翻了几页，“你在复仇者基地的时候就这么打发时间？”

顿了顿，“这点子够靓，你女朋友？”

“呵，我倒是想。”

他竖起素描本朝我展示的是一副凯茜的半身像。但那幅画实在太糟。我找不到合适的颜色涂抹出我想象中如火的夕阳，一眼看过去，那副彩铅画就像扯着嗓子尖叫的色彩垃圾。

巴基又看了一会儿，问：“她叫什么？”

“凯茜，k开头。”

我回答的时候没有犹豫，但不知为何又想起最初在复仇者基地的那段日子里，所有人都避免在我面前提起亲戚朋友的名字，仿佛担心让那些名字受到污染似的。

我突然大笑起来。巴基困惑地看了我一眼，但没有发问。他默默翻着素描本，偶尔还会心不在焉地夸赞两句，不过我听着总觉得他有些明褒实贬的意思。

除了搭便车、徒步旅行穿过森林和田野之外，我们还在路过的一家农场打了几天零工。因为囊中羞涩、肚子空空，但又离最近的提款机太远。那段日子没什么可提的，我们从早干到晚，生活充实得要命。

不过这些都和我接下来要讲的事情没什么关系。惟一值得一提的是，巴基的头痛没有再犯过。我们都乐观地认为事情开始变好了。他仍旧带着那些止痛药，只有深夜辗转反侧的时候才偶尔会把药瓶攥在手里，仿佛寻求慰藉。但他没有再吃过那些药。这是好事。阿司匹林不是什么灵丹妙药，吃多了也绝不会变成天才。

当然，我也曾考虑过要不要劝他去看医生——很明显，他的脑袋出问题了——但最后我还是什么也没说。看医生对逃亡者来说太奢侈了。找个私人诊所把嵌在骨头里的子弹取出来也许还不算离谱，但拍个x光片看看有没有长脑瘤，如果有的话再掀开头盖骨把瘤子挖出来？就连最扯淡的小说都不会这么写。

何况他的头痛未必是因为脑瘤，未必会那么糟。我一直尽力去相信这一点。九头蛇洗脑的工具又不是疗养仪，总拿那玩意儿按摩，不留下后遗症才怪。

每当转过这些念头的时候（尤其是在深夜），我都会不可避免地想到凯茜，然后命令自己别去想。她会不会帮我们还另说，但我绝对不希望她被牵扯进我和巴基的麻烦事里。这可不是窝藏逃犯那么简单。就算她能帮助巴基解决头痛的问题，没准还能消除九头蛇植入他脑中的程序，但那并不合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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